人工智能武器:俄乌人工智能作战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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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俄罗斯宣布在阿夫杰耶夫卡取得胜利,美西方国家也对俄罗斯如何让乌克兰一天之内损失1500人感到震惊。一些俄罗斯人甚至认为,这一场战役是俄罗斯的雪耻之战,标志着对乌克兰的战略反攻。然而,持续关注俄乌冲突的人们,则不会这么乐观,因为乌克兰在西方国家支持下,积极利用无人机等人工智能技术,确实展现出了对俄罗斯的某种优势。俄乌冲突让“传统军事力量”概念发生了变化,但遗憾的是,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武装力量仍没有从俄乌冲突中吸取教训,继续守着陈旧的军事技术和方法。

 

一、战争主体必须及时更新作战观念

在近现代历史上,由于作战主体不及时更新作战理念,导致自身处于被动境地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日本在17世纪初实施了大规模的枪支禁令。其理由非常直接,那就是枪支技术破坏了中央政府的主权以及武士在国家社会结构中的突出作用。如果不禁止枪支,武士们就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对于武士而言,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来自于从小时候的训练和厮杀。相比于残酷的训练,任何武士之外的人群,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操作枪支,甚至轻易地干掉武士。

 

事实上,除了武士的因素之外,也有一些美学等传统因素导致枪支被禁。枪支比较难看,而锋利的宝剑非常犀利。操作枪支时,动作非常死板,甚至不能有太大的动作。剑则不同,需要不断的舞,才能确保击杀敌人。在日本人看来,枪支会导致日本的这种剑道失传,从而影响自己的正统文化,枪支是一种文化入侵。

 

《战斗:战斗史》的作者,约翰·林恩在该书“战争美学”中指出:不要让任何人认为这些传统窠臼已经成为过去,在现代社会中,包括很多西方国家军队在内的“传统”军事组织,在今天的“马赛克”作战中,依然陶醉在传统的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和美学意义的作战平台,尤其是载人作战平台。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莫斯利在其《战争哲学》中也指出:动物战争、原始战争、(古代的)文明或政治战争、现代战争、核战争和后现代战争共存,客观上也意味着很多人的作战理念是落后的。

二、欧洲国家也有过类似日本拒绝使用枪支的案例

在日本历史上,武士处于天皇和底层民众之间,也是一种中坚阶层,他们反对枪支,是出于自身的生存危机考虑。但在某些特定时空,军政决策机构也往往成为反对者。

例如,1859 年,西班牙工程师纳西斯·蒙图里奥尔 (Narcis Monturiol)设计并建造了潜艇( Ictineo I),Ictineo来源于希腊语 ichthy s (ιχθύς) 和naus的组合,只是它的推进系统依赖于船员的体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864年,蒙图里奥尔设计并建造了潜艇 (Ictineo II),它具有不依赖空气的推进系统,此外,新潜艇还具有双层船体和许多其他功能,这些功能随后被纳入现代潜艇建造中。

 

遗憾的是,西班牙高层机构对新型潜艇不感兴趣,这导致蒙图里奥尔最后将潜艇交给了他的债权人,作为废品卖掉。今天,蒙图里奥尔的两艘潜艇复制品藏于巴塞罗那海军博物馆。我们可以做个假设,那就是西班牙决策者们如果认真对待了蒙图里奥尔和他的潜艇,并将其与随后出现的鱼雷紧密地结合使用,那么,1898年的美西海战结果可能要改写,马尼拉湾扬起的就可能不是星条旗。

三、俄乌冲突中的人工智能武器就是“枪支”和“潜艇”

持续两年的俄乌冲突,极大地加快了人工智能作战技术发展和理念塑造,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人工智能武器系统的迅速发展,会改变国际力量平衡。2019年的纳卡冲突中,阿塞拜疆已经用了土耳其无人机给亚美尼亚重拳打击。亚美尼亚地面目标大量被阿塞拜疆无人机部队歼灭。

 

俄乌冲突也再次证明了各类机器人系统的重要性。事实上,基于商用技术(COTS)、用于打击和侦察任务、部署成本为数百美元的无人机,可以完成与大型军事公司开发的昂贵飞行器一样,甚至更好的工作。而且,很多小型人工智能武器并不需要大的军事承包商参与,可以由小公司批量生产,甚至可以使用3D打印机批量生产。扼要来说,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加速了飞机的发展一样,俄乌冲突也极大地加速了低成本、低技术含量、大规模生产的人工智能武器的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任何掌握基本技术和知识的人,都可以廉价地大规模生产人工智能武器。例如,今天在网购平台上,可以购买到一些高校学生利用二手手机摄像头作为各类传感器,自己制作的无人机。

 

可以预见的是,人工智能武器不再是传统火炮的补充,而是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替代品,能够在战略层面(而不仅仅是战术层面)产生关键影响。在国外学者看来,依靠“刷脸支付”等方式,人工智能武器能够自主地寻找、识别、跟踪和攻击目标。大量低成本机器人打击系统与人工智能“结合”,从而允许它们独立于人类或被人类控制而发挥作用。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收集并分析卫星、雷达、声纳网、信号情报,以及社交平台的大量数据,甚至可以向指挥官提供决策辅助,帮助他们决定如何作战。

四、中国需要提前设计、发展人工智能武器

2024年1月,中国公布了《中国关于规范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立场文件》,这可以被视为中国设计、发展人工智能武器的里程碑文件。文件指出:我们欢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技术企业、科研院校、民间机构和公民个人等各主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协力共同促进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各国尤其是大国应本着慎重负责的态度在军事领域研发和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各国应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可控性。

 

实际上,美国非常关注中国人工智能武器和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发展。2023年7月1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网络、信息技术与创新小组委员会(CITI)举行一场名为“人与机器:战场上的人工智能”的听证会。此次会议主要交流了三个关键性议题:美国国防部的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哪些结构性障碍阻碍了美军人工智能应用、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潜在对手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CITI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甚至表示,暂停人工智能发展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即我们失去对中国及其军队的微弱优势。

共和党籍的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主持听证会

《联合早报》在2023年9月甚至发表文章认为:中美军备竞赛加速,已经进入人工智能(AI)领域。中美争先恐后部署无人驾驶机器,利用人工智能自主操作潜艇、军舰、战斗机、无人机与地面战车。美澳联合以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潜艇“幽灵鲨鱼”(Ghost Sharks)可以潜入数千米深海,一般常规武器做不到。“幽灵鲨鱼”是由美国防务公司安杜里尔公司(Anduril)负责,该公司正在快速将人类与智能机器结合,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聘请了1800多名员工,全力为澳大利亚海军设计建造“幽灵鲨鱼”潜艇。

 

美媒认为,在2020年,解放军在人工智能上的投入介于16-27亿美元之间,占军事预算的1%至1.5%。相比之下,美国投入仅介于8-13亿美元,占军事预算的0.1%至0.2%。但我们要知道,美军军费预算是我们的四倍,而且其人工智能技术基础好,所以,外媒实际上是在捧杀我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争取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预算。

美国向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而且往往喜欢故弄玄虚,唱戏示弱。例如,在2023年2月,美国发布了《关于负责任地军事使用人工智能和自主技术的政治宣言》,旨在达成军事人工智能发展和部署的国际共识,且已有36国支持。但如上所述,美国官媒一直也在说自己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不足。因此,我们既要积极贯彻《中国关于规范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立场文件》,也要根据我们的需要,积极发展用于防卫目的的人工智能武器。

 

近几年,中国向联合国提交了关于规范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等立场文件,坚持建设性地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同时,中国也本着对国民安全负责任的态度,发展了用于自卫目的的人工智能武器,我们不是要和美西方国家搞人工智能武器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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