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江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视域下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摘要：人工智能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对其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具体到现实社会，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产品更加智能化、服务更加便捷化，同时人工智能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但就现实来看，人工智能发展中仍面临不少问题，集中表现为生产力应用领域受限、伦理道德规约存在缺位、人工智能与生态生产力矛盾突出和人工智能服务资本增值。有鉴于此，为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新时代，必须多方联动、齐头并进，这就要求坚持和谐共生，维持自然生态平衡发展;增强道德约束，实现智能体高质量发展;突破领域局限，实现行业之间协同发展;加强应用实践，服务于美好生活的创建，从这四个方面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健康、安全方向发展。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所具有的创造性和深刻性，使之总是能够透过纷繁杂多的生活表象捕捉社会发展的关键线索，进而洞悉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人工智能的广泛渗透应用与快速迭代更新是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线索之一，本质上体现为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以生产力学说为指导，对推动和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到现实社会，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使得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产品更加智能、服务更加便捷，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此外，人工智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劳动工具的传统印象，解放了劳动者。可以说，人工智能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但是，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安全隐私泄露、伦理道德缺失、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问题。这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透视当今人工智能的发展，采取有效措施，破解人工智能现存问题，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健康、安全方向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加速技术更替，提升生产效率，极大推动了社会转型，但也面临不少问题。为解决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主要内容进行阐释，从而指导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新时代，为其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主要包含科技生产力观和生态生产力观。科技生产力观总体表现为生产力促动效应与异化效应的统一;生态生产力观总体表现为对外部自然之于人类生产发展的前提性与基础性的肯定。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以科技生产力观最显著，不但高度肯定了科技生产力的正面效应，亦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其负面效应。首先，科技在工业发展的早期对生产力发展起到推动作用。马克思指出:“在磨中，已经具备或多或少独立的和发展了的、相互并存的机器基本要素”;“钟表是建立在手工艺生产和标志资产阶级社会黎明时期的学术知识基础上的”①。可见，科技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具有巨大的作用，不仅在推动生产力方面有特殊的地位，更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其次，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生产力，被不断引入工业生产实践中，在工业研发、设计、生产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生产规模的大小、社会分工的程度、生产机器的改良等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②可以看出，劳动生产力初始发展受到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的影响，其获得提高的途径就是运用科学的生产方法，使科技直接应用在工业中，促进工业的不断发展。因此，科学技术起到了直接生产力的作用。最后，科学技术决定生产力。科学技术被全面应用到工业实践中，形成了机器大生产模式。以机器为核心的生产模式所带来的社会财富生产必然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马克思强调:“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③。因此，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生产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意识到了科技生产力的异化效应，指出:“自从普遍采用昂贵的机器以来，人被强行消耗的力量远远超出人的平均力量。”④机器的大规模运用所带来的是对劳动力的伤害。机器劳动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神经系统，对他们的身体机能产生影响，更剥夺了其精神自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相同的动作，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使劳动紧张达到了极限，加速了工人的衰亡进程。
生态生产力观集中表现为对外部自然之于人类生产发展的前提性与基础性的肯定。对于生产力发展与人类生存发展，自然界起到了根基性与前提性作用;在社会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产生方面，自然界具有根源性的作用;同时生产力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讲:1.外部自然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与前提。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而人类用来维持生命特征的物质基础是自然界。马克思指出:“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⑤，无论这些产品以直接还是间接的形式表现，无可否认的是都来自于自然界。因此，自然界作为人的直接生活资料的来源构成了人的生命存在的基础，成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2.自然界是社会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根源。社会财富的产生离不开劳动和自然资源。离开自然资源、感性的自然材料，劳动创造不出任何价值，一切创造财富的活动都会终止。同样，精神财富的创造也离不开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在满足人类基本生活之后，就会向更高的层面转化，也就是“试图获得某种关于真善美的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⑥，这成为人宝贵的精神财富。3.可持续的生产力发展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主要途径。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突出，劳动者肆无忌惮占用外部资源，会进一步加剧自然资源的破坏。这就需要坚持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战略，提高社会生产力，调和人与自然的矛盾。因此，必须超越人与自然对立的“虚幻共同体”，打造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同体，人类才能不受资本逻辑的限制，与自然融为一体，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创造人类所需要的社会财富。为此，马克思提出“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才能破解人与自然冲突的问题，最大程度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存在以科技生产力观构成的显性逻辑线索和以生态生产力观构成的隐性逻辑线索。分析其内在逻辑，有利于更好地整体把握生产力观。
显性逻辑线索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劳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关联性。具体来讲:其一，科学技术在生产基本要素当中的全面渗透。就劳动者要素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当中科学技术的应用让劳动者获得了更高水平的教育。在此之前，劳动者只有自身劳动能力，且文化程度处于较低的水平，使得其不得不从事乏味、紧张且繁重的简单劳动⑦。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全面应用，资本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厚利润，同时为了进一步获得高额利润和稳定工人情绪，不得不拿出一定的资本用于提高工人的技能，从而有效缓解工人与雇主之间的矛盾。通过培训，提升了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养和劳动技能，从而使其能够从事复杂劳动，工资水平与社会地位也随之提升。因此，生产实践当中科学技术的应用是对工人头脑的武装，且生产实践反过来又会对科技的发展产生作用，使得科技在生产中得以更好更快的发展。其二，科学技术的应用促成了愈加丰富的劳动对象。就劳动对象要素而言，传统资本主义生产，使得劳动对象呈现单一、天然、相对简单的特征。伴随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和普及、新机器的发明，有效破除了对原有劳动对象的各种限制，对其他工业部门的现实发展也具有带动作用。可见，在拓展劳动对象方面，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其三，科学技术的应用对变革劳动工具形态具有推动作用。就劳动工具要素而言，科学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还支持了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形塑。生产当中科学技术作用的实现，主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物化劳动和机器，获得了空前的生产力，支持了世界市场的形成。马克思强调:“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与持续进步的科学与技术相伴随的。”①生产中大规模的机器应用，促进了劳动人口的聚集，打破了城乡界限，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开拓了空间。
隐性逻辑线索主要表现为生态生产力与生产劳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间所存在的紧密关联性。具体来讲:其一，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思想是生态生产力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于人类生命和物质生产的发展而言，外部自然界是两者得以存续的天然根基和首要前提。需要指出的是，其发展必须被限制在自然生产力所能够承载的范围之内。因此，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劳动均属于使用价值的源泉。其二，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导致了生产力的片面发展。资本为了寻求利润最大化，肆意耗费自然资源，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矛盾对立。马克思指出:“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②可见，资本主义对于利润的过度追求造成了生产力的片面发展。其三，共产主义社会支持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必然会超越依赖于物的“虚幻共同体”，朝着真正的共同体方向迈进。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人类才能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生产力的发展不再以外在自然作为永恒的界限，人类凭借自身的真实需要来对社会生产活动进行调节，从而基于社会生产与生态保护的统一，来支持人与自然之间和解的实现。
马克思深刻的生产力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具有多重意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到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能够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视角出发探寻破解制约人工智能发展的瓶颈问题的路径。
其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有利于推动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就强调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人工智能的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变革，不断提高生产生活效率和质量，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的需求。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是科技进步的重要反映，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趋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坚持人民的利益，生产力虽然是人类进步的核心，但只有在保障人民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推动社会发展，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同时，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渗透着科技为民的思想，科技的发展必须遵循全民参与、开放共享的原则，进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此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认为自然资源是社会财富来源的基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能利用科技对大自然大肆破坏;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应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人工智能应当被合理应用，应成为更好服务人类的工具，而不是成为破坏生态文明的“帮凶”。可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其二，人工智能的发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新的时代价值，为更好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思考。按照生产力的三要素来讲，人工智能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促进了劳动工具的智能化和扩宽了劳动对象的广度。马克思强调，经济时代的划分主要看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手推磨”“蒸汽磨”的使用归属于不同的生产方式。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使人摆脱繁重的劳动任务，人工智能设备也能模拟和延伸人类肢体和大脑，从而代替人类进行体力和脑力活动;同时，人工智能提高了人类的生产效率，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人工智能设备优于传统工具，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使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丰富。基于此，人工智能的应用发展赋予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新的时代价值。
人工智能作为实现人类价值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工具，其带给人类的革命性意义不言而喻。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仍面临着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受限、伦理道德规约缺失、人工智能与生态生产力矛盾突出和人工智能用于服务资本增值的畸形发展四重现实困境，这严重制约了人工智能的健康快速发展，应引起高度重视。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主要应用于工业领域，而人工智能在生产和服务领域得到长足发展，诸如阿尔法围棋机器人、文字识别、人像识别、指纹识别，猎鹰系统、印钞工厂、基础自动驾驶、机器翻译、智能搜索引擎……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为人类提供了便利，但也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在跨行业合作上人工智能的不足依旧较为明显，且在发展上存在较大空间。一是人工智能和农业生产发展。现阶段传统农业表现出生产规模小、聚集不集中、科技应用弱等特征。随着人工智能引入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效率获得一定提升，如无人机喷洒农药、机器收割庄稼等，都大大提高了效率。但由于传统农业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人工智能尚未在传统分散型农业生产模式当中形成较高的便捷程度，亦未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二是人工智能与通信行业。人工智能在促进网络安全性得到提升的同时，也造成了新的隐患。例如，智能体用户注册新的APP账号以满足自身需求时，用户必须同意隐私条例才能下载应用，本质上讲，其强制性条款已经侵犯了用户的隐私。三是人工智能与医疗行业。人工智能技术在医院得到尝试，诸如智能健康关联、智能辅助诊疗。但人工智能技术作用的发挥是以对结构化数据的分析作为依托的，而现阶段医院系统当中的数据尚以图像、文字等形式居多，在对接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并不容易。例如，有些患者想及时了解自己的病情，自行到智能平台问诊，结果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无法提供服务，更有甚者出现不对症的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的健康。总的来说，现阶段人工智能发展应用领域尚不完善，未来应不断耕耘和寻求突破，以实现对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进一步拓宽，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重视科技在应用过程中的伦理与道德问题，人工智能在发展中面临着算法歧视、技术垄断、隐私泄露以及伦理与道德缺失等方面的风险，时刻威胁着人类。而就伦理道德缺位来看，生产者往往把自己的道德观念嵌入到人工智能的研发、设计之中，使其具有本独属于人类的独特道德理念。良莠不齐的理念被嵌入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中，必然会造成伦理道德的缺位。阿里尔·扎拉奇指出:“超级平台将业务触角延伸至虚拟助手、物联网、智能感应设备时，它们的数据优势将演化为一种竞争优势和市场力量。随着财富获取能力的增强，资金将集中流向少数几个超级平台”①。从侧面可以看出，资金最后集中流向少数人手里，网络平台缺乏有效监管或者伦理道德的缺失，人工智能的使用者的权益遭到侵害，人工智能的拥有者往往会成为最终受益者。就现实来看，缺乏对人工智能的伦理的道德约束，使超级平台成为资本家积累财富的重要工具。具体来讲:一方面，道德观念未嵌入智能机器设计与生产过程，导致此过程的伦理道德缺失;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中所具有的伦理与道德多少含有设计者头脑中的主观部分，虽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但可能不适合每个消费者或使用者，因为个体本身所具有的伦理道德各不相同，这就造成嵌入的理念与个体的理念产生偏差或者冲突。因此，需要长时间的磨合与适应，以此来消除偏差或者冲突。需要补充的是，除上述问题之外，人工智能发展还面临道德评判标准不统一、技术手段不成熟、利益多元化等问题，同时还需要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融通以及关系处理下足功夫。除此之外，人工智能作为媒体具有便捷性、渗透性、隐匿性等特征，若被资本操控大力发展娱乐文化，带来的结果就是网络平台出现价值空心化等极端文化，对人类正确的道德观念进行冲击，诸如低级趣味的段子、传统文化的扭曲解释和英雄人物的恶意抹黑。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被滥用，导致两者矛盾对立，人工智能的不合理应用造成对生态生产力的破坏，导致两者出现冲突。恩格斯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②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最初的依附、尊重自然转变为支配自然，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若人工智能不能被合理地运用，必然会导致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从而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正如美国学者福斯特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不会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不会改变其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角度来看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影响。”③长此以往，只会造成更严重的环境破坏。具体来讲:一是削弱人的主体地位。相对于其他生产工具而言，人工智能的不当应用有可能会对人产生较为严重的排挤。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替代人脑，这将削弱人的主体地位。二是打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在理性至上的意识影响下，人的主体力量被唤醒，征服改造自然的欲望随之而来，逐渐打破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将两者推向对立面，形成相互“分离”、相互“敌对”的发展方式。三是形成“掠夺式”开采局面。在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发展思维影响下，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局面逐渐形成，当索取超过了一定的“度”之后，对自然来说就是一场灾难④。反观当前，这场灾难已经悄无声息地到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拓宽人们改造自然的方式并提供了技术支持，导致对自然的索取更为严重，从而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指出，资本家借助生产力谋取利益。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和不同部门广泛应用的人工智能更是增强了资本谋利的手段、范围和能力，最终将会导致信息服务资本增值，并出现诸如后台数据的泄露、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等问题。尤夫娜·霍夫施泰特指出:“在智能机器优化与控制我们之前，它们将侵入我们的思维，借助互联网把我们当作服务员，随时随地地从我们的生活和行动中检索数据，并对我们进行观摩(evaluate)、优化和控制(control)。”①智能机器在资本的操控下检索社会大众信息，并经过处理为其服务。一是搜集大众信息。通过互联网无形的渗透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搜集大众信息并为之提供信息服务。智能机器的掌握权一般存在于资本雄厚的大公司，其借助互联网平台，监控社会大众的信息，并利用大数据和算法把这些信息进行格式化处理，赋予新的内容与有意义的代码，从而成为信息的掌控者、裁决者和解释者。二是窃取商业信息。部分资本雄厚的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其他公司内部获取各种信息，包括商业信息、员工个人信息及其他信息，以达到全面掌握竞争公司的信息的目的，为打垮竞争对手做准备，此种行为已完全否定了科学技术的正面用途。三是监控自己员工。资本雄厚的公司利用数据模型和算法平台监控本公司员工，用此数据作为员工考核、绩效、晋升和解雇的依据。马尔克·杜甘、克里斯托夫·拉贝指出:“算法通过定制我们周围的数字世界，将其变成一盏有求必应的阿拉丁神灯，最终使人们智力迟缓、好奇心萎缩”②。可见，普通大众信息被算法围绕，被数据重新定义，经过重新解码落入资本家手中，他们以一种无声、温柔、悄无声息的方式掌握大众信息，最终达到信息服务资本增值的目的。
人工智能的发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新的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应当在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整体性把握下，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内在关系，找出化解人工智能发展中存在的现实困境的方法，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树立正确的道德与伦理观念、增强人工智能的多领域应用、加强应用实践等四个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为人工智能与生态生产力的矛盾化解提供方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也指明了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也应该是坚持和谐共生，维持自然生态平衡发展。一是坚持人的主体地位。马克思强调导致科技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句话说，科技的发展要符合人们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指出:“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③可见，对于人工智能的本质应当有清晰定位，即生产工具。因此，对其合理的利用至关重要。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借助生产力及其工具完成了对工人的剥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工智能进一步服务于广大民众，一种合理、平等、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的建立与完善就很有必要，其能够对人工智能的良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在确立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妥善处理人工智能和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人工智能使用的合理性，不但是对人民利益的保障，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积极助力。二是提升市场环境的合理性、公平性。积极营造健康、合理、公平的市场环境，有利于提高人工智能的有效应用，更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这也能使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拓展，形成人工智能更强的竞争力，为生产力的解放提供助力，同时强化人工智能应用的社会化、公益化属性，避免其沦为少数人敛财的工具，促进社会共同参与，实现共同收益。三是走绿色发展道路。“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既是对人工智能的约束又是挑战，“约束”指的是限制人工智能的泛用和滥用;“挑战”指的是不断提高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运用到生态环境中。这就要求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运用要坚持生态效益第一位的原则，注意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优势，开发新能源，改善生态环境，使科技服务于人类，而非破坏人类社会的平衡。
增强研发者、设计者道德约束，以破解人工智能伦理道德缺位问题，实现智能体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人民与社会，彰显科技的便捷。一是提高研发者、设计者的伦理道德素质。人工智能的研发、设计、运行整个过程都嵌入了研发者的思想观念，因此，人工智能的设计者应“尽量避免设计者的恶意、瑕疵、考虑不周所导致的超出社会道德容忍限度的错误。”④这给人工智能研发者、设计者和运行者提出了要求。智能体的高质量发展，首先就是嵌入的伦理与道德不能损害人类的生命安全，这就要求设计者、研发者提高自身伦理道德观念，树立正确的理念，遵守道德规范，将符合人民大众的伦理与道德观念嵌入人工智能;遵守国家和社会的法律与道德，不触碰道德和伦理的底线;遵守行业的道德标准，坚守职业操守，勤勤恳恳做事，踏踏实实做人。二是增强社会的价值引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从业人员树立正确的理念。坚持用主流价值导向应对人工智能伦理与道德缺位问题，引导其更好地服务人类，从而使设计者观念更新、思维方式改变、认知提高，使人工智能朝着安全、便捷、可靠的方向发展。三是赋能智能机器为人服务意识。智能机器设计过程中要遵循利他主义，并且基于人的行为给机器设定偏好，让机器能够符合人类的喜好，符合人类的道德原则，从而有效掌控机器，为人类更好地服务。同时，人工智能时代，要增强人民群众的人文素养，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培育人民正确的伦理与道德观念。
突破领域局限，加强多元合作，为化解人工智能发展领域受限难题拓宽渠道，实现行业之间协同发展。人工智能主要应用在工业领域，随着科技的发展，当前人工智能的应用应该涉及多领域。一是通过传统服务行业当中人工智能应用深度的进一步增强，来使该技术能够迅速在传统行业中实现普及。当前，人工智能在信息处理、人类思维与意识方面已具备了较为成熟的能力，虽尚无法做到像人类那样思考，但已经可以胜任一些简单的劳动，进一步强化智能语音，通过对人工智能语音机器人领域的大力发展，来寻求其在智能语音客服、电话销售等人性化服务上的进一步应用。相较于当前的智能语音客服和电话销售，人工智能语音机器人的最突出特点是依靠对大脑神经的模拟来实现高速的信息处理，从而达到和人类智力比较接近的水平，从而在服务的提供上更具智能化与人性化。二是推进人工智能智慧程度的更新升级，使其应用逐渐迈向更高层次。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驶入快车道，主要是因为智能芯片日渐成熟，人工智能神经元网络性能更强，加速了大数据系统融合的进程。由此，就为人工智能应用向更高层次的迈进创造了条件。经过深度的学习，智能设备储备了较为丰富的数据之后，便能够与用户端相连接来形成提供专家顾问服务的能力，支持了人工智能和其他行业之间更加密切的协同合作，使人类双手得到极大的解放，从而向人类自由全面发展迈出坚实的一步。三是充分利用5G技术，促进各行业间互动与联系。5G技术的日渐成熟带来互联网领域的变革，主要是因为其传输频率高，延迟频率低，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不仅应用场景更广泛，也促进了与其他行业的联系。
推动人工智能的社会应用，有效破解人工智能在服务资本增值应用中的畸形发展难题，更好服务于美好生活的创建。一是完善人工智能应用的法律法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正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将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智能化水平。”①要警惕潜在的风险，需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政府应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给予人工智能应用研发与生产以严格的监管，并就其质检报告等相关安全信息的公布做出硬性要求。要将安全责任体系的建立与健全落到实处，并将研发者、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一并纳入监管体系内，以形成监管的层层递进。二是政府和民众均要参与到对人工智能的监督中来。相较于政府监督，民众监督更加直接和广泛，要加大民众的参与监督力度，不但能够增加民众对人工智能的了解，提升这一新科技在民众当中的接受程度，还能够为市场当中人工智能的推广普及提供有力的保障。三是有效控制在人工智能的使用上资本增值的方式。马克思对资本家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倘若人工智能的使用依然受到资本的支配，则对于社会的发展而言必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需指出的是，当财富的占有者为全社会时，则劳动力不仅在物质上有了保障，且收获了新“工作”。基于此，人们能够根据自身身心发展的需要来从事任何事情。届时，人工智能的应用就支持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有力工具。目前，应加大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与服务力度，借助其自身优势为生产力的提升提供支持，使人工智能获得良性的发展，并与人获得美好生活的愿望相契合。
人工智能在优化产业升级、新旧动能转换、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更为先进、便捷、智能，打破了原有的生产方式，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迁，更是影响着人类的日常生活。这就需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处理好机器与人的关系，把握社会再生产规律、发挥生产资料部门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着相同的目标，即服务人民和社会，实现美好生活。然而，技术在应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与社会目标相悖的现象，对人类的生活带来风险和考验。基于此，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为指导，透视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存在的各种困境和问题，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正视问题，并寻求有效途径解决问题，积极防范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健康、安全的方向发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闵江涛(1980— )，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大数据政策法律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工智能。
文章来源：东岳论丛 2023(10)，12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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